杭州互联网法院累计受理新兴领域案件超5万件

来源：十生九死网编辑：钟兆康时间：2025-04-05 06:55:04

人民的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而风险既有客观成分，又有主观成分。5.加强公开、透明、坦诚的风险交流传染病防治实质上是风险处置。

第四，应当引导人民合理准备药物和其他防疫用品（如抗原测试剂），甚至严格要求有些用品在一定用量以下购买储备，同时协调各大电商平台，调动和集中药物资源，根据疫情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供应最需要的城市和地区，在保证药物价格合理上扬区间的同时，严厉打击哄抬防疫药物、设备的行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交流的主体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即便在病毒毒性减弱的当下，我国的新冠死亡率很可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低，但几条线构成的数字符号背后，总归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家人。后者是指不同的人对危害发生可能性的认知是不同的，对如何预防和管理风险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又如，应该以引导的方式出台个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指导意见、出台医疗机构如何分诊的指导意见等。

4.保障逝者获得及时的殡葬服务这是最难提出的建议，但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灾难痛点。然而，在从应急状态向常态回归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不是轻言解放乃至躺平的时候。在公私兼具的基础上，其重心可能会随着时代而游移，也因此需要适时地强调某一方面，当前强调其公法含义正当其时。

因此，如果我们从宪法的逻辑来安排全书的结构的话，似乎应该是按照民主管理-按劳分配-破产管理-劳动纪律，当然这种严格对照所涉及宪法条款出现顺序安排看似有些机械，而且如果这样来组织全书的框架的话，标题和一些内容当然是要经过重组的。在这个意义上，阎天兄的劳动宪法研究，或许我们可以借用鲁本（Stanley B. Lubman）不太准确地概括中国司法改革时使用的一个概念——笼中鸟。四、谋篇布局中的劳动法思维阎天的研究是宪法与劳动法交叉研究的经典之作，但从全书的章节结构来看，则更多带有非常明显的劳动法的痕迹，而并非是采取宪法写作的通常顺序，也不是劳动法理学的写作思路。[①]回到中国的语境中，重提拉德布鲁赫的上述判断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因为中国的劳动法学界似乎存在着非常强的私法化的倾向，[②]我们虽然不能说学术界的这种倾向导致了现实问题，但是至少可以说这种私法化倾向部分地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中问题的回应方式。

在对这些条款的解读中同样也能够看出阎天的解读背后张力。同样的，如果要从公法的角度来书写的话，至少应该从理论推演的顺序来书写，似乎应该是按照劳动-劳动者-劳动法三个层面逐渐递进的框架来写：首先讨论劳动宪法上对劳动的界定，那么除了导论外，阎天在第三章对按劳分配讨论的劳应该放在首位。

杭州互联网法院累计受理新兴领域案件超5万件

附文二《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可能是阎天兄关于劳动宪法最早的写作，这篇文章是他参加2015年的第七届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年会时所做的主旨演讲，他在这篇演讲中对劳动宪法的阐述是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比如他指出劳动既是公民身份的基础，也是支撑经济制度的重要方面，劳动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因为劳动宪法还是新生事物、难以被主流迅速地、完全接纳，阎天兄才需要一方面给他的劳动宪法研究插上了翅膀，另一方面也给他的研究打造了学科专业槽认证的安全的牢笼，这个牢笼至于阎天的研究而言，还真不是束缚，而是他借助深厚功力精巧地打造出来的护身符。这五种价值在宪法中可以找到条文依据，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有不少脱节的现象，从而体现为劳动价值的失落，如生计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当然，在学术上强调劳动法的公法性，还必须得有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毕竟所谓的公法在学科建制下没有确切的核心范畴和思维方法。

如在解读按劳分配条款的意涵时，阎天既分析了八二宪法原旨含义，也对高质量发展理念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影响做了分析，发掘出这一规范在新时代的含义。第二种形态，劳动贯穿宪法的全文，对宪法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阎天认为，对劳动法议题的研究，不仅要从部门法的角度进入，还必须要回到宪法的语境下才能完整地回应。在这个意义上，阎天的分析的确从破产法之上试图往上跳跃，但是这是一个自我设限的攀爬。

[12] 参见邵六益：《审委会与合议庭：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劳动宪法概念的这两点背景已与前述，从学术上来说，劳动在公法和政治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劳动法学从法学理论上的法律部门划分来说本来就是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的。

杭州互联网法院累计受理新兴领域案件超5万件

[14]笔者认为，或许是因为阎天过于强调教义学分析，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缺失。就像上文所说的，宪法第1条所规定的国体条款，无法在宪法后面的正文中被定义，这种困境恰恰是因为宪法第42条从过去的劳动改造条款变成了现在的劳动权条款——权利范式取代了革命范式之后，也就无法再支撑宪法中的阶级话语，当然阎天在前面明确提出反对将第42条降格为劳动权条款。

[④]再如，民法与宪法的关系紧密，在某种意义上民法比宪法更像宪法的基础规范，笔者也曾经在研究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法》、《婚姻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法、乃至宪法。[19] 如王全兴主编：《劳动法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在这种公私法交织的例子中，经济法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公益，劳动法更为倾向于劳动者的利益。阎天从劳动宪法的角度去发掘劳动法的公法意涵就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抓手，从宪法切入对劳动法的研究本身就是公法性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因为在公法体系中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和基石地位的就是宪法，这不仅是立法中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阎天对劳动法与宪法的关联不仅仅从大词上进行机械联结，他构建劳动宪法的努力有两个特色：第一，从具体的法律问题入手，抽丝剥茧分析问题后，让我们意识到单纯部门法视角是不够的，然后自然地让我们意识到，必须回到宪法的高度，而不是简单地提出某些大词式的口号。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也不需要再提劳动改造了。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都有体现，如在分析按劳分配是否能够在公有制之外的企业中实施时，阎天发现经典作家认为只有在公有制企业中才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但是现在我们解释按劳分配时却不能如此拘束。

在这两个时代中，阎天并没有简单地站队，尽管他最后以改革法来定义中国的劳动法，以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改革，作为化解上述各种冲突的最终途径，他这里所谓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改革开放，而是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事业的改革——因此也就没有通过这个全书的结论处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⑨] 参见邵六益：《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开放时代》2020年第5期。

单从正文五章的标题来说，阎天平实的章节标题似乎让人看不出这是一部宪法著作，而是中规中矩的劳动法作品。第二，阎天对宪法的诉诸以文本为依据，他侧重于对宪法相关条款的教义学解读。

[18] 如苏力：《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革命与工农联盟——当代中国宪制思考之一》，《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1期。为什么劳动者要遵守劳动纪律？因为我们预设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但在八二宪法颁布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发生分化，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开始变成了更多是对劳动者的义务，即要求劳动者遵守企业的管理规定，淡化了劳动纪律背后的政治目标，从而也引发了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张力。

[20]阎天在对破产法的讨论中，区分了新旧破产法视野下劳动者的形象，他指出，在旧破产法里，劳动者被认为是主人翁，这体现在劳动者的积极、有权等多个方面，这一主人翁的设想当然也来自宪法规范，由此构建出破产法与宪法之间的关联。比如他在讲述平等就业问题的时候指出，无论是平等就业背后的理念是绩效主义还是同等保护，以及采取侵权法的方式来反对就业歧视的通常做法，背后都隐含着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预设，忽视了我们对劳动者的保护不仅仅包括了私法规范、也当然包括了公法资源——宪法，进而他指出必须要从宪法对弱者保护的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做到对劳动者的保护。如果不是以劳动为社会主义的核心逻辑，如果不是将工人和农民摆在首位，如果更为注重资本、重视企业家，那么就无法理解当下倾斜保护的共同富裕措施。[13]阎天在对破产法中劳动者的讨论中，回到了政法体制的变迁中去进行类型划分：在旧破产法里，劳动者被认为是主人翁，这体现在劳动者的积极、有权等多个方面，这一意象当然也来自宪法，由此构建出破产法与宪法之间的关联。

后一种从公法/法理学的角度来书写劳动法，也是笔者更是熟悉和推崇的写法。阎天在有一个精炼的概括，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是一种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兼具的义务，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其政治目标被淡忘，这种淡忘也导致了学术界没法很好认识劳动纪律义务。

如前所述，由于阎天的核心理念还是劳动法层面上的，因此，尽管阎天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但是有可能止步于某个维度，不愿意将问题再推进下去。第四章讨论的劳动纪律很有中国特色，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宪法中含有劳动纪律条款，那是否意味着中国是例外？在中国主流的宪法学观点中，对劳动纪律一般持否定和质疑的态度，阎天认为他们的反对和质疑更多是从应然层面入手的，忽视了中国宪法的实际情况。

如前文已述，阎天在第一章中提到的不能简单将劳动条款降格为劳动权条款，他在写作中时常去提及宪法中劳动条款的制宪权层面的意义，他意识到在中国的政法语境中，劳动意味着国体条款，界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按劳分配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以及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也需要借助按劳分配来实现。第四章劳动纪律涉及到的宪法条款是第53条。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以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宪法条款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该书的谋篇布局，从阎天在各章写作中所涉及的宪法条款来看，第一章平等就业似乎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宪法条款。对于劳动宪法学的研究来说，虽然我们还在路上，但是我们终于上路了。效率价值与生计价值被对立起来了。当然，这种意犹未尽，或许是阎天在专业化写作时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进入邵六益的专栏进入专题：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了不代表剥削就不存在了，而多种分配方式中依旧存在主次之分，特别是劳动收益率大大低于资本收益率引发了各种问题，这就需要对按劳分配的主体性予以强调。

阎天的这一论述敏锐且颇有体系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各个群体都同样进入到统一战线范畴之中，不代表进入的这些阶级或群体都是平等的，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或许可以说都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⑤] 参见邵六益：《民法典编纂的政法叙事》，《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5期。

但另一方面，阎天也严格地限定宪法思维对劳动法的帮助，他更多从释宪的角度去调用宪法知识，关注宪法作为高级法、如何将一些更高大上的理念引入到劳动法的理念和实践中，却并没有充分尊重劳动的真正价值和含义，这样也就将劳动在中国宪法中的更重要的含义消解或者说淡忘了。在笔者看来，宪法第1条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条款，为谁是人民做了界定。

上一篇：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
下一篇：价格“跌跌不休” 台湾光伏企业8月现亏损

杭州互联网法院累计受理新兴领域案件超5万件

友情链接